毒品與興奮劑管制有何異同？

王銳園

2022年6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以下簡稱新體育法），將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新體育法中新增第五章反興奮劑內容，共包含8條，涉及興奮劑治理的理念、機構設置、宣傳教育、國際合作等重要事項，搭建起了較為完善的興奮劑治理框架。本文結合毒品治理經驗，對新體育法視角下的興奮劑治理路徑完善作出探析。

興奮劑與毒品管制比較

毒品與興奮劑的范圍劃定涉及兩者的內涵、外延及屬性問題，與各自定義密切相關，同時也關乎相關案件性質和責任追究。我國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規定，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斗磁d奮劑條例》規定，興奮劑是指興奮劑目錄所列的禁用物質等?！斗磁d奮劑管理辦法》中規定，興奮劑是指年度《興奮劑目錄》所列的禁用物質和禁用方法。

新體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藥品監管、衛生健康、商務、海關等部門制定、公布興奮劑目錄，并動態調整。這種直接以法律進行授權的方式提升了立法效力，增強了興奮劑目錄的權威性和嚴肅性。

我國對興奮劑范圍認定的依據為《興奮劑目錄》，該目錄每年發布一次，是國家體育總局聯合商務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海關總署和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參考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發布的《禁用清單》國際標準，結合我國實際制定和發布的規范性文件。目前我國執行的是《2022年興奮劑目錄》，共含興奮劑品種367種，比2021年興奮劑目錄增加9個品種。

從定義模式來看，我國在毒品和興奮劑的管制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使用了目錄列舉的方式，并根據社會實際情況，對其范圍進行動態調整，但二者在法律授權方面存在一定的區別。

毒品管制方面，我國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將毒品的列管通過規定“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與精神藥物”進行授權立法，而《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第三條將毒品目錄的制定、調整和公布權限授權給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國務院公安部門以及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

新體育法作為一項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則對制定和公布興奮劑目錄進行了直接授權。興奮劑違法行為入刑之后，興奮劑的范圍是案件管轄和刑罰適用的前提。因此，在體育法層面進行法律授權，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反興奮劑工作法治化的充分體現，對毒品管制立法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綜合治理：推進社會化工作

新體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反興奮劑制度?？h級以上人民政府體育行政部門會同衛生健康、教育、公安、工信、商務、藥品監管、交通運輸、海關、農業、市場監管等部門，對興奮劑問題實施綜合治理?！北緱l在法律上確定了興奮劑綜合治理的理念，必將進一步推動反興奮劑社會化工作，這與禁毒工作社會化的理念不謀而合。

禁毒法第三條明確規定，“禁毒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組織和公民，應當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履行禁毒職責或者義務”，這充分體現了綜合治理、全民參與的毒品治理理念。禁毒工作必須要實現多主體參與、多資源鏈接、多力量調動的社會化格局，反興奮劑工作亦是如此。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興奮劑管理罪后，公安禁毒部門作為辦理興奮劑刑事案件的偵查主體，在興奮劑綜合治理體系中承擔重要職能。新體育法列舉了除體育部門外的公安、工信、農業、市場監管等10個部門開展對興奮劑問題的綜合治理，同時通過多部門協作的形式增強相關部門的主體責任意識，此舉必將在理論和制度層面推動興奮劑治理工作發展，進一步提升反興奮劑工作成效與水平。

宣傳教育：從單一到多元

無論對于興奮劑治理還是毒品治理，預防宣傳教育工作都尤為重要。新體育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體育行政部門組織開展反興奮劑宣傳、教育工作，提高體育活動參與者和公眾的反興奮劑意識?！痹诜蓪用鎸Ψ磁d奮劑宣傳教育作出明確要求，特別是強調了對公眾反興奮劑意識的宣傳教育，將推動教育對象從單一走向多元。在綜合治理理念下，反興奮劑的宣傳教育主體除體育行政部門外，還應當包括教育、衛生、公安、網信等部門，由于受眾不同，宣傳教育必須實現精準化、科學化和差異化，不同部門應運用各自資源，發揮不同優勢。

我國在毒品預防教育工作中積累的先進理念、經驗和做法可以有效地應用于反興奮劑宣傳教育工作之中。相關部門可利用自身宣傳平臺和資源開展反興奮劑宣傳教育工作，通過多措并舉，提高公眾對興奮劑問題的認識能力和重視程度，進一步提升反興奮劑宣傳教育的效果。

組織體系：加強機構配置

新體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國家設立反興奮劑機構。反興奮劑機構及其檢查人員依照法定程序開展檢查，有關單位和人員應當予以配合，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涉。反興奮劑機構依法公開反興奮劑信息，并接受社會監督?！痹撘幎鞔_了反興奮劑機構的法律地位，同時對反興奮劑機構的獨立性以及接受監督進行了強調。

目前，我國從國家、省、市、縣構建了四級禁毒組織。經過長期的工作實踐，公安禁毒部門權責明晰，主要圍繞打擊毒品違法犯罪案件、開展毒品預防教育、管理易制毒化學品方面。整體而言，禁毒工作構建了上下聯動、條塊結合并行之有效的組織體系。

《反興奮劑工作發展規劃（2018-2022）》中指出，基本實現各?。ㄗ灾螀^、直轄市）成立反興奮劑機構，重點奧運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和協會成立反興奮劑部門。截至2021年10月，我國已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專門的省級反興奮劑中心，36個國家運動項目管理單位成立了反興奮劑工作部門，國家層面于2007年成立了中國反興奮劑中心。

近年來，反興奮劑機構建設工作取得了長足進展，但相較于禁毒組織機構的配置，仍有推進和改進空間。例如，地方反興奮劑機構設置不完備。目前仍有部分省份未設立省級反興奮中心，市級層面、縣級層面反興奮劑機構的設置也存在參差不齊問題。此外，妨害興奮劑管理案件納入禁毒部門管轄范圍后，不同層級的禁毒部門都會涉及與反興奮劑部門之間的協調溝通、情報分享、案件移送等工作，亦應配置相應機構。

科學研究與國際合作：交叉與共建

新體育法中第五十九條和第六十條分別規定了關于反興奮劑科學研究和國際合作的相關內容，對于提升反興奮劑工作水平和國際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禁毒領域的科研工作和國際合作取得了長足發展。污水監測技術、毛發驗毒技術在禁毒工作中得到廣泛應用，在評估毒情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國際合作方面，我國加入了《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1971年精神藥物公約》《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并與18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禁毒合作協議或諒解備忘錄，不斷深化國際禁毒交流合作。

如前所述，興奮劑與毒品存在交叉關系，一部分興奮劑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毒品，為此，二者在科學研究和國際合作方面同樣存在交叉，也有著廣闊的對話和合作空間。毒品與興奮劑實驗室平臺可以實現優勢互補，禁毒大數據、人工智能平臺等建設理念、經驗可運用于反興奮劑工作。禁毒工作和反興奮劑工作可以在國際合作交流、國際執法協作等方面相互借鑒，延伸國際合作的內涵。

（作者系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禁毒與治安學院副教授）